在一些學者看來，這一規定引發了一場“性別戰爭”。因為中國的婚姻習慣是男方提供房子，女方提供嫁妝，兩者都屬于家庭的共同財產。而且很多時候是男方出首付，婚后夫妻雙方以共同財產還貸。深圳婚姻律師來回答一下有關的情況。

　　如果離婚時完全不考慮離婚過錯、撫養子女、扶養老人等社會問題，按照登記的名字把房子分給男方，顯然不利于家庭中的女性。再者，性別問題本質上還是階級問題。《意見稿》挑起的不僅僅是性別戰，更是階級戰，因為往往是經濟條件比較富裕的家庭或者經濟收入比較高的個人才有機會買房，付首付。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房地產經濟的畸形發展中，房地產的市場價值提升空間越來越大。在這種背景下，采取不動產分割登記的方式，實際上是讓家庭中的另一方以無息貸款的形式支持房屋產權登記，以獲取更大的利益。

　　這無疑是家庭中的隱性剝削。當《婚姻法》的《司法解釋二》試圖以市場競價的形式掩蓋房產分割中雙方經濟力量的實質不公平時，《意見稿》可以說是撕掉了市場公平的面紗，完全站在了有經濟實力的強者一邊，甚至用法律強制手段讓弱者成為強者剝削獲取更大利益的工具。

　　市場經濟中的叢林法則邏輯被最高人民法院引入婚姻家庭。不受約束的市場經濟會摧毀有機的社會組織，將市場邏輯引入婚姻家庭法無疑會摧毀家庭本身。

　　婚姻法從原則上規定了離婚財產的分割，法官在司法實踐中形成了一套處理家庭財產分割的原則、方法和價值取向。立法者之所以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是因為“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就需要法官在司法案件中根據不同情況來解決。法官在司法實踐中形成的解決問題的價值取向也符合婚姻立法的目的。

　　法律確立了人們對未來行為的預期。所以法律最大的功能不僅僅是解決問題，而是通過預期的設定來塑造一種行為模式。婚姻立法既要保證婚姻自由，又要保證家庭穩定。從立法行為的預期模式來看，婚姻法規定的家庭財產越多，離婚時家庭財產分割越困難，離婚時過錯方得到的財產越少，離婚成本越高，離婚率越低，家庭自然越穩定。反之亦然。

　　然而，從2000年以來，最高國家人民對于法院在婚姻法領域采取了中國司法能動主義的立場，不斷以立法者的姿態進行積極工作介入到婚姻關系糾紛的審判管理活動中，短短十年中就醞釀推出三次司法解釋。

　　這些問題司法解釋的總體價值取向，是用“個別企業財產制”逐步取代“家庭經濟財產制”的思路，逐步明晰家庭社會財產的個別歸屬。其結果無非減少了分割家產的難度，降低離婚訴訟時間成本，方便法官審理離婚案件，以至于離婚訴訟中調解的意義研究已經影響不大了。

　　既然選擇家庭共同財產最大宗的房產公司已經沒有明確了歸屬，那么他們按照要求最高領導人民需要法院的司法解釋的邏輯，下一步學習就是為了明確提出汽車、冰箱、彩電、鋪蓋乃至鍋碗瓢盆的產權歸屬。

　　有人這樣認為，最高法院關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釋貫穿了“部門加強立法”的邏輯，方便法官審理案件，提高環境訴訟服務效率。而要更加方便法官審理案件，最大的理想目標就是讓當事人很容易出現離婚，根本就不需要到法院來訴訟。而要真正實現教育這一教學目的，最方便的途徑之一就是能夠實現“AA制契約婚姻”。

　　最高人民法院在頒布《司法解釋二》時，明確規定“司法為民”應轉化為“司法方便為民”。在婚姻法中，“為人民公正”當然是為了維護家庭的穩定，恐怕很少有人愿意把家庭變成合伙企業。

　　但是，當最高法院將這一司法政策解釋為“司法便利”時，實際上卻使當事人更容易離婚，使“為人民公正”和“為人民公正”不過是服務，方便了想離婚的人，希望離婚容易。至于那些不想離婚，又因為離婚費用高而想留住家人的人，似乎最高法院并沒有在“服務”和“方便”的范圍內。

　　深圳婚姻律師提醒大家，便利離婚的最佳途徑是通過司法解釋將家庭財產劃分為明確的個人財產，使夫妻之間沒有協商的余地，法官也沒有調解的余地。當一對夫婦的關系破裂時，最高法院長期以來一直在分割家庭財產，等待雙方說再見。